正如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申明师夷是为了制夷一样，近代思想家借鉴、学习西学是为了更好地增强中学的力量而与西学分庭抗礼，从而更有效地抵制西方列强的侵略。

与此同时，通过厘辨中西文化的关系、比较中西文化的异同优劣，近代思想家借助诸子学坚守中国文化立场。正如近代哲学肩负着救亡图存和思想启蒙的双重历史使命，近代思想家对诸子思想的解读和诠释也直接服务于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斗争和现实需要。

近代思想家一面介绍、宣传西学，一面整理、解读中学，由此推出了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国学思潮。另一方面，近代思想家在对中国学术思想的选择、侧重上不约而同地聚焦先秦，以诸子学为重心。事实上，近代诸子学既与乾嘉学派具有不可分割的理论渊源，又与后者不可等量齐观。也就是说，近代诸子学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和有别于其他时代的理论初衷与意蕴特质。不仅如此，作为近代国学巨擘，梁启超不遗余力地整理、解读四书五经和诸子典籍，有力推动了近代诸子学研究。

近代思想家热衷于探究孔子、老子与墨子的关系，对中国纪年问题聚讼纷纭等做法都是明证。此外还有学派代表的中观研究，如《儒家哲学》等。《系辞上》云：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系辞上》云：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周易》有三才之道，老子说三生万物。《系辞上》云：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

数不仅是沟通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媒介，而且成为现实生活中一切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的重要因素。从筮法说，它是阴阳、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术数演变的前提和揲蓍推算的规则。

王振复，2006年：《大易之美——周易的美学智慧》，北京大学出版社。长期以来，易学界围绕象生数还是数生象问题争论不休，如果大家不再像庄子所说那样蜗角争国，其实问题并没有那么复杂。（2）《周易》是反映宇宙普遍规律、蕴含深刻的哲理书。知方神圆藏往知来的卦之德蓍之德原本是筮法中的神物，经过《易传》的语义转换，提升为圣人洗心藏密开物成务、向前推进百姓事业（以前民用）、经世致用的学问。

这正是《周易》之所以为‘易简‘简易的特质。数在巫术思维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没有数就没有《周易》所记录的占筮活动，也就没有《周易》。研读《周易》，徘徊徜徉于其人文与巫术相互纠缠的原始思维中，常使心灵受到强烈震撼：《周易》巫术给我们提供的文化信息毕竟过于陈旧了。经过《易传》的定性与提升，《周易》不再仅仅是一部占筮之书，而是成为表达圣人智慧、深刻哲理、忧患意识，能够经世致用的一部哲学经典。

从哲理说，则是《周易》哲学的最高范畴或终极原理。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

《周易》有用六用九的说法，九为老阳之数，又代表阳、刚、健等性、德、势、能。《易传》中的数正处在化神秘为自然的认识阶段。

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册，第20页）这与《周易》数生象的逻辑十分相似。陈来这样分析《易经》的文本价值：筮辞由原来零散、具体的记录，在《易经》整体规则的规定之下，一跃而变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象征话语。中国人讲空间之大称六合，家族亲情有六亲，人人祝福六六大顺，都和六相关。数值之变可以成‘道义，可以成‘灵魂，可以成‘理性，可以成‘机会——相似地，万物皆可以数来说明。从《周易》古经中可以看出，六十四卦中处处充满了险象、灾难，《易传》从中体会出，正是此种艰难险阻所引发的忧患意识，可以激发人的道德理性和生存意志。

不只有愚昧和稚浅，有黎明前的黑暗，有撕肝裂胆的痛苦与忧患。……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

《坤》六阴成象，阴主柔顺，代表大地。（布留尔，第111页）可将原始思维的原逻辑性理解为一种前逻辑性或非逻辑性，在原始思维中，事物之间的联系不具有概念的规定性和分析的因果性，其前提是牢固地建立在集体表象中的神秘的感应或互渗。

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周易》成书的意义，最重要的莫过于其对占筮活动归纳分类、统爻命卦的类型化和形式化，这与殷人的占卜活动正好形成对比。

本文围绕《周易》经与传的分界及与数的关联，对基于上古先民狩猎-农耕生活方式的原始思维之哲学突破，作出历史与逻辑的还原。经过《彖传》的解释，乾元成为宇宙创生的道，它统摄着宇宙，是天地万物发生的根源。随着原始思维的哲学突破，异化了的数终究要回归其自然原型。（《说卦传》）《易》数中的三六九在中国传统文化和民俗中具有广泛的影响。

《象传》根据乾阳刚健之象，引申出君子自强不息的德性，故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张政烺，第4页）据此似可以推断说，数字卦是《周易》八卦和六十四卦的原型。

一 《周易》古经卦爻辞主要保留下来的是殷末周初先民的生活世界中的各种场景，诸如渔猎、农耕、商旅、战争、祭祀、婚姻、争讼等。《乾》卦的龙，《丰》卦的斗、沬，是星占。

殷人占卜的活动不仅次数多，有关鬼神的占问尤其多，而且形式烦琐，这说明殷人尚未找到一种归纳分类处理兆象的方法。譬如一方面说天垂象，见吉凶，数来自于河出图，洛出书的神启，这表明数观念在一定程度上还遗留着原始思维的神秘性。

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君子观于天地之间而无非学，所谓希天也。李镜池，1981年：《周易通义》，中华书局。而合同以化者，各自为体，皆可效法之以利用。

早在大约公元前530年，古希腊智者毕达哥拉斯就提出了数是万物本原的观念。有了对《易经》所载先民生活世界的真切了解，方可以见到成书于轴心时代的《易传》的哲学突破。

除了祭祀求神福佑外，人们还用种种数术以探测神旨。易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八卦原型是在龟卜蓍占的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此种见解的依据是古文字学家张政烺对古代奇字提出的数字卦假说。

作为一种信息媒介的数，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天网恢恢，疏而不失。……与天地相似，故不违。